【专题研究】点燃新质生产力引擎：资本市场与科创企业双向赋能
摘要
自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部分领域逼近前沿的态势非常明显甚至已步入世界（超）一流水平，如大语言模型、机器狗技术等，但部分领域仍有较大差距。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全社会科技创新的实力，一方面也要看到仍待发力的广阔空间。当前我国对于点亮科技树尤为紧迫，我们认为，支撑科技创新的基础要件包括环境开放度、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和资本对接机制，其中完善的资本市场对接机制是科技创新的加速器。当前政策框架提出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思路，就信用债市场而言，我们认为，债券市场应抓住科技创新的历史机遇，推动科创主体及其债务融资工具的扩容，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信用评级机构应加强科创型债务融资主体全生命周期信用本质同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研究相结合，推动和完善评级方法和模型建设，体现“揭示风险，发现价值”的核心理念，更好赋能中国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一、科创发展的时代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低成本优势推动产业发展的势能减弱。
过去二、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然而，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和地价显著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数据显示，2008-2023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复合增长率逾10%，2023年城镇非私营制造业单位人均工资系2001年的10.63倍。与此同时，土地要素价格较快攀升，2024年住宅用地价格系2000年的3-4倍，地价联动房价，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得劳动力生活成本上升，人力成本低廉这一优势趋弱。根据聚汇数据，2023年中国大陆制造业工资显著低于日韩，但明显高于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越南。人力成本上升使得制造业企业竞争力有所削弱。
逆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出口和直接对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
全球化是指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得国际交易额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从而使各国经济边界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模糊的过程。尽管全球化提高了效率，同时它也带来了系统性的金融和供应链风险。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化呈现持续放缓态势；随着英国脱欧、中美经贸摩擦、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以及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的推进，逆全球化浪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70-2008年期间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总体呈持续显著提升，由25.77%升至60.82%，之后则在52-63%区间震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实际增长率呈波动下降趋势。根据我国海关总署数据，2002-2008年我国出口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2009年出口额回调，2010-2011年再次快速回升，之后增速下行，仅2021年出现较大反弹，2022年以来继续收窄。全球贸易扩张的放缓使得我国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加大。
资本方面，国际收支口径下我国直接投资逆差扩大。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直接投资逆差1,563亿美元，逆差规模同比增加34.0%；同期来华直接投资净额为多年来首次呈负值（-130亿美元）。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6月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人民币计）累计同比增速由正转负，2024年同比下降27.1%，较上年降幅扩大19.1个百分点。外资流入的缩减甚至净流出使得通过直接对华投资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在削弱，与此同时，2014年以来我国企业还在积极加大出海投资。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少子化趋势使得未来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结构的变化或不利于经济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为我国人口抚养比低点（34.2%），之后该比值呈持续上升趋势，至2023年为46.6%。一方面，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增长，另一方面，少年儿童抚养比在缓慢攀升后自2021年起呈连续下降。2023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1%，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同时，社会保障压力加大。而少子化使得未来劳动力人口进一步减少，加速人口红利的消失。少子化不仅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还将对消费市场、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劳动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69.09%，较2009-2010年高点时期下降3.77个百分点。另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型行业，近年来地产行业进入深度调整，2021年以来行业投资持续萎缩。可以看到，劳动密集型和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叙事式微，而科技创新则是未来推动我国完成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
兼顾发展与安全。
科技创新在当代经济体系中具有战略枢纽地位，其发展逻辑超越单纯的经济效率提升，演化为国家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科技创新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战略自主需求。在数字时代，技术迭代加速使得产业链关键环节具有战略资产属性，如芯片、工业软件等基础技术受制于人将导致供应链系统性风险。唯有实现底层技术突破，降低对外依赖，才能规避"断链"风险。其次，技术跃迁是国家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关键。若科技落后，不仅丧失增长红利，更可能被锁定在低端分工，加剧战略脆弱性。如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领先地位直接关系一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此外，能源、粮食等基础资源的获取依赖于技术创新。新能源技术降低了对化石能源的地缘依赖，生物育种技术提升了粮食自给率，均能缓解“资源诅咒”风险。而绿色科技的正外部性（如减排技术）亦可兼顾生态安全与长期增长。
可见，科技创新可以重塑生产函数、重构竞争优势、重建资源体系，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核心解。在技术权力加速重构的当下，其紧迫性更是不言而喻。
绿色发展的需要。
过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更偏向于粗放型发展，通过消耗大量资源和牺牲环境来换取发展成果。随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依赖低成本资源投入的产业发展已受到严重制约。在此背景下，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科技创新成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从经济学视角看，首先，科技创新能够降低绿色技术的应用成本。通过技术突破，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发电成本已大幅下降，使其在经济性上逐步超越传统化石能源。其次，科技创新可以创造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还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最后，科技创新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能源和资源的精准调配，减少浪费，提升经济效益。这些经济效应共同证明，科技创新是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科技创新
(一) 政策对于科技创新的方向指引与要求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将科技创新明确提升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该文件强调需统筹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领域改革，推动科技、管理、品牌、组织、商业模式等全要素创新，并通过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如创业投资、资本市场融资）形成创新生态。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简称“《创新驱动纲要》”）进一步将创新驱动确立为国家战略。《创新驱动纲要》在时间上提出“三步走”[1]战略目标，明确要按照“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2]”进行战略布局，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并部署了8大战略任务和6大保障措施。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工信部联科〔2024〕12号，简称“《未来产业实施意见》”）支持企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以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布局为核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同年7月，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纳入最高层级的发展战略纲领。
我国的体制机制具有显著优势，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可形成强大的政策执行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从而确保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从中央到地方得以有效传达和贯彻，推动政策规划引导下的科技产业布局蓝图落实成真。关于先进科技产业布局的政策文件，最早可追溯至2015年5月由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伴随近十年产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与革新，中央对于重点领域、战略性产业、未来产业、前沿科技产业的领域范围也在持续确认与更新：
（1）《中国制造2025》中提及到10大重点领域，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2）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创新驱动纲要》提及要发展的6大技术，即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绿色制造技术、生态绿色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技术、安全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技术、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保技术、海洋和空间先进适用技术。
（3）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定义为需要攻关的科技前沿领域，并提出优化升级制造业如高端新材料（高端稀土功能材料、高品质特殊钢材、高性能合金、高温合金、高纯稀有金属材料、高性能陶瓷等）和农业机械装备等，同时，明确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谋划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
（4）在《未来产业实施意见》中国家提出要突破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超高速列车、下一代大飞机、绿色智能船舶、无人船艇等高端装备产品，以整机带动新技术产业化落地，打造全球领先的高端装备体系。此外，创新的标志性产品还包括新型显示、脑机接口、6G网络设备、超大规模新型智算中心、第三代互联网、高端文旅装备、深部资源勘探开发装备。
（5）在2024年7月公布的《决定》文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被归为战略性产业。
与此同时，为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和产业化目标，国家还设置了重大科技专项。如，2006年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3]；2024年启动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包括“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深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共6项，主管单位包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生态环保部、国家卫健委、合肥国家实验室、自然资源部和国家能源局。
总体上，当前的政策框架在注重培育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强调传统制造行业的升级。一方面，通过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旨在催生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为重要的是保障产业链的安全性，以及提升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对于传统制造业，政策通过引导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以实现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节能降耗，维持全产业链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坚实迈进。
(二)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1. 我国科技创新的投入与产出
在投入方面，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资金保持持续增长，投入强度持续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3.34万亿元，同比增长8.4%，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65%，同比增加0.09个百分点。从活动类型看，以实验发展经费支出为主，占比82.2%，基础研究经费和应用研究经费分别占比6.8%和11.0%。从出资主体看，以企业资金为主，2023年为2.64万亿元，占比79.3%，政府资金0.57万亿元，占比17.1%，国外及其他资金则占比3.7%。2024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3.61万亿元，同比增长8.3%，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68%，同比增加0.1个百分点，超越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但仍低于美国及日本。
多年来我国劳动力素质持续提升，为产业转型升级及科技创新提供基础支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以来我国每万名就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指数持续上升，以2015年为100，2023年升至136。科技创新离不开高层次人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居世界之首，年培训工程师数量占全球四分之一。近年来我国自主创新人力的投入规模和强度亦不断增强，2023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724.1万人年，是2013年353.3万人年的2.05倍。
在产出方面，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2022-2024年末我国（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分别为328万件、401.5万件和468.2万件，较快增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社会较强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产出不仅体现为技术成果，同时也反映在经济结构当中。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17.73%。此外，2018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逾10万亿元，2023年该值达到16.87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占GDP比重为13.0%；其中2023年新装备制造业增加值4.88万亿元，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增加值3.93万亿元，新材料制造业增加值1.73万亿元。在奋力向制造业强国、创新强国迈进的进程中，国内部分产业已具备国际竞争力，并成为出口的重要力量。根据海关总署数统计，2024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8,823.59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4.67%。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与太阳能电池（“新三样”）系近年来我国工业领域快速崛起的三大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新三样产品出口金额合计1,385.70亿美元，2020-2024年期间CAGR为37.32%。此外，2024年更多高科技属性的新产品加速出海，如集成电路、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实现17.4%、32.8%和45.2%的增长。可见，在部分新技术产品领域我国已实现有效的对外输出。
2. 全球主要经济体创新排位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简称“《创新指数》”），中国位列第11位[4]，系前30强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在78个GII创新指标中，中国有8项指标得分最高，较2023年增加2项，排在前面的国家则分别为新加坡（14项）和美国（9项）。此外，在《创新指数》公布的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排名中，前五大科技集群依次为东京-横滨（日本）、深圳-香港-广州（中国和中国香港）、北京（中国）、首尔（大韩民国）和上海-苏州（中国）集群；中国连续第二年以最多集群数量（26个）处于领先地位，其次为美国（20个）和德国（8个）。可见，我国科技集群不仅数量较多且部分已跻身世界一流水准，在政府引导与私营部门共同参与下整体呈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与潜力。
通过2024年GII评价我们看到，78个指标中中国在高科技出口、全球企业研发投资者、劳动者生产率增长和企业供资GERD[5]分别位列第1、第2、第2和第3名（共133个经济体）。但在制度环境、监管环境方面，仍有改善空间；在教育方面，教育经费占GDP比重靠后，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流入率低，这或是未来建设国际化高素质人才需要努力的方向；在风险投资活跃度方面，中国与美国仍有较大的差距（分别排名第42和第17）。
三、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基础
(一) 环境开发度
环境开放度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土壤。过去四十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证明，开放不仅能够引入外部资源，还能激发内部创新活力，推动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通过开放合作，我国逐步完善了科技创新生态，优化了资源配置和政策环境，显著提升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仍然掌握着相当比例的先进知识与科学技术，再者说长期以来很难有一个国家是可以做到掌握所有的前沿技术，因此开放程度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变量。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以开放促创新的重要性。例如，202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科技部《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若干措施的通知》，从支持开展科技创新、提高研发便利度、鼓励引进海外人才、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四个方面共提出了16条措施，促进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202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如前文所述，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中国外及其他资金占比低，2023年仅为3.7%，另外《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高校学生中国际生比例不高。受逆全球化、疫情等影响，近年我国论文国际合作率（指一国国际合作论文占该国论文总数的比例）从2019年的26.2%下降至2022年的21%，与科研强国的合作率下降幅度则更大。现实的切面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需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金融支持体系等，以促进跨境科技合作与创新，吸引全球创新人才与资源，激发创新活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共同努力。
(二) 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
根据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熊彼特（ ）的理论观点，发明是技术突破，创新则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后者是一个经济概念。很显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从职能区分来看，政府应侧重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基础技术的开发。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截至2025年1月底我国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为5,670.7万户，占企业总量的9成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企逾42万户，占比亦在90%以上。可见，民营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
我们选取4,625家A股上市企业进行观察，其中民营上市企业（含公众企业、外资企业与其他企业，下同）共3,526家，地方国有企业696家，中央国有企业382家。民营上市企业净利润率自2021年以来呈现波动下滑，经营效益的边际减少，使得其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多少有些掣肘，反映到财务数据上则体现为研发支出虽保持逐年增长但增幅持续收窄。2024年前三季度民营上市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速为4.76%，远低于当年我国R&D经费增速（8.3%），再结合民营上市企业2023年投资性现金净流出量同比有所减少，民企在研发等投资活动方面愈加谨慎，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一表现或系企业对市场的谨慎预期而作出的防御性策略，或系融资环境的变化所致，或兼而有之。
近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的发言中提到，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社会约65%的发明专利、70%的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92%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要持续保持并增强民企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则亟需在当下提振民企的发展信心，通过立法保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减税降费、金融创新、解决拖欠民企账款等一系列真招实策，营造友好稳定的营商环境，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与潜力。
(三) 资本对接机制
开放的环境要件包括友好的金融支持框架，民营企业参与科技创新需要金融创新的多层次支持，完善的资本市场对接机制是科技创新的加速器。创新的本质是高度不确定的试错过程，即具有高风险属性。在市场逻辑下高风险则要求高回报，因此抚育创新的机制落在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落在资本市场的机制创新。而科技创新又可大致分为初创、成长、成熟和更新（再生或被替代）几个阶段，随着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市场要相应地对接不同的金融工具，帮助企业顺利地推进研发或产业化过程。
近年来，金融监管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支持科创企业发展，为科技创新注入强劲的金融动力。2024年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金发[2024]2号），从深化科技金融组织管理机制建设、形成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做好金融风险防控、加强组织保障和政策协同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旨在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全面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质效。2025年3月，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联合证监会、科技部等部门创新推出债券市场“科技板”，旨在通过债券融资支持科技创新，丰富科创金融工具。同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银行间债券市场进一步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多措并举支持民营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创新风险分担机制，支持民营科技型企业和股权投资机构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提升金融适配性及融资便利性。此外，监管方还通过优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支持保险资金投资科技型企业等方式，为科创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支持。这些政策举措的实施，为科创企业丰富了全生命周期的资金保障。除了多品种的金融产品对接，包括上市和资本退出机制、收并购机制、信息披露在内的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亦需持续优化革新，畅通资本对科创“募投管退”的良性循环。
四、资本市场与科创企业的双向赋能
(一) 构建可持续融资框架
为实现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当前金融政策提出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思路。对于科创风险，我们认为，将科创企业一概而论为高风险企业是不准确的，基于我国的体制机制以及当前完整的工业门类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我国的科技创新或多呈现为协同创新的特征，这有助于将风险分散到产业链各参与主体。此外，现阶段我国社会所需要的科技创新绝大部分并非颠覆性技术创新，其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路径大多是确定的，因此仅从市场主体层面看，科技创新本身仅是少数企业而非大部分企业的主要风险。科技创新企业，尤其是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科技型企业，面临的普遍挑战在融资环节上为融资的可持续性。可持续金融支持，即企业能够在其不同发展阶段随时在金融市场匹配到资金并实现融资的统筹配置，实现的核心是资本市场要具备全新的市场化风险定价机制。知识产权通常是科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科创企业的核心资产，加强建立对企业科技实力的评价体系、完善科创企业的信用评价框架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里资本市场的要务之一。
2024年4月“国九条”提出要完善科创板科创属性评价标准，如前文所述，近期监管层亦推出了支持科创企业的债务融资品种，对于新举措的落地我们将持续跟踪。
(二) 鼓励科创主体进入债券市场，推动后者发展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关键阵地
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或前景是科技创新企业所具备的基本特征之一，特别是市场化经营主体。也就是说，科技创新企业应该具备很强的成本吸收能力，包括对财务成本的吸收。这种能力是传统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并不经常具备的，因此，它是高收益债市场建设与发展的基石。我们认为，充分利用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成本弹性并构建起市场化的利率定价机制，以适应“轻资产运营”模式下的信用风险管理与控制新形势，不失为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选择。展开来说，一旦科技创新企业批量化进入高收益债市场，收并购、IPO以及信贷资金的投放等活动可找到高效的市场化风险定价参考。由于信息透明度增强，理论上还可减轻财务舞弊、融资骗局等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金融领域内的总体风险。
我们认为，针对科技创新企业构建的高收益债市场，其初始阶段规模应该不会很大，成熟后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比也不会很高，试错成本相对较低，但可达成多项战略目标，价值巨大且意义深远，或可推动债券市场成为资本赋能国民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一环。
(三) 构建科学评价新质生产力的评级体系，并使之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
从评级行业的角度出发，如果科技创新企业能够批量进入债券市场并构建起高收益债市场，或可实现评级机构与科创企业之间的双向赋能。级别区分度不足和预警能力弱是债券市场相关各方诟病评级机构的主要见解，但在进入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之后，相当一部分信用资质偏弱且无法获取有效外部支持（预期）的发行主体实际上已逐步退出。从基本逻辑来讲，现有债券市场结构下发行主体信用等级偏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我们认为，要实现评级结果在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定价环节中的实际参考价值，高收益债市场或许正是实现的途径。
就基本逻辑而言，科技创新企业群体的信用质量较目前债券市场存量主体会明显下沉，主体信用等级分布将更为宽泛（高区分度）且更易波动（级别变动相对频繁），级别中枢将处于较低的水平。但这恰好能凸显出评级机构在揭示风险、发现价值方面的技术能力，通过市场检验推动评级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发行人的角度出发，虽然科创企业级别中枢偏低，但我们仍可通过一系列结构性安排，并重点利用其核心资产——股权价值创设激励条款来进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设计，从而降低债券本身的信用风险溢价水平，使得科创企业在高收益债市场并不一定要以非常高的利率去发行债券，而仅是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以实现对科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信用风险的理论研究并走向实操为目标，目前我们已完成了针对科创企业评级模型的开发并实际使用，对于更广泛的企业主体所适用的各工商类行业模型，亦创新性地增加了“科技赋能”要素的评价，作为调整因素之一。我们认为，信用评级赋能科创企业融资发展，并非不切实际地给予信用风险总体偏高的企业高信用等级，而是着眼于构建相适应的评级技术标准体系，同时在债项增信领域多作深入思考和创设性的探索。从长远看，高收益债市场或将推动形成人民币项下的信用风险分析与评估逻辑，推动信用评级成为高水准资本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
以下为附录
[1]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2] 双轮驱动，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一个体系，就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建设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六大转变，就是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要素从传统要素主导发展向创新要素主导发展转变，产业分工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创新能力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资源配置从以研发环节为主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统筹配置转变，创新群体从以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小众与大众创新创业互动转变。
[3] 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时空协调、全天候、全天时的对地观测系统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一部分）；建立对地观测数据中心等地面支撑和运行系统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一部分）；空间数据自给能力，空间信息产业链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一部分）。
[4] 前10名分别为瑞士、瑞典、美利坚合众国、新加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韩民国、芬兰、荷兰、德国、丹麦。
[5] 企业供资 GERD 即Gross on and ，是指企业的研发支出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