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糕米
崔伟灿
过了腊八就是年。虽然现在的年味比不上我们儿时那般热烈，但看着街上路边满架子的鱼干、酱鸭和一串串手工香肠，年味依然会在人们心里悄然升腾。
过年，这个四时八节中最重要的节日，不仅是时间概念上的一个更迭符号，更有着“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特别意义。而在那个缺衣短粮、物资贫乏的年代，年少的我们更对过年有着热切的期盼。一旦过了腊八，我们都是扳着手指数日子，盼望“大年三十的吃，正月初一的穿”。
那时过年，家家户户搡年糕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年糕有着“年年高、新的一年越来越好”的寓意；对小孩而言，更是心里那份热闹、一饱口福的念想。然而，老家是个产棉区，不产稻米，发下来的粮票，远远不够买平日吃饭的米。所以，到了年底，父亲都要为搡年糕的米犯愁。
有一年，快到腊月十五，家里还没有年糕米。我每天扯着父亲的衣角，要问上几遍：“我们家什么时候能去搡年糕？”这时，被追问的父亲脸上的愁容便添上几分。看到父亲这个样子，懵懂的我担心过年吃不上年糕，心里的失落感，像是下雪天的天色那般灰暗。
小时候的冬天，经常下大雪，一场接着一场，连续下上好几天，大雪堆满了房前屋后，掩埋了田地庄稼，有时连进出的路都很难找到。
在这样的下雪天，我们一家人吃过玉米糊，便早早地上床睡觉。第二天，父亲一大早起床，在床头装着罗汉豆的甏里摸索捣腾。听到响声，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问父亲：“爹，你在忙啥呀？”父亲说：“雪不下了，我出门去碰碰运气，用罗汉豆去调换年糕米。”
匆匆吃过早饭，父亲在饭盒里装了几个熟番薯，备作自己的中饭。他紧了紧旧棉袄外面、腰间的稻草绳，挑上装着七八十斤罗汉豆的箩担，我赶紧上前打开大门。顿时，一股寒风直灌进我脖颈处的衣领，冷不丁地打了好几个寒颤。我目送着父亲踩着厚厚的积雪，高一脚、低一脚走向白茫茫的雪地，直到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一整天，天色阴沉沉的,不时刮起的西北大风，卷起地上的雪，在空中撒野般地乱舞。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盼望父亲能如愿以偿调换到年糕米早点回家。中午时分，阴霾的天空里，露出了一阵没有热量、苍白色的太阳，坐在椅子上正做着过年新鞋的母亲，站起来看了看天空，不无忧虑地说：“天开雪眼了，你爹还不回来，路上要碰到下雪了。”
午饭后已过去了好几个时辰，白茫茫的雪地里，还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全家人心里不由得沉重起来。果然，傍晚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天变得更加昏暗，西北风也越来越大，一家人愈加担心起父亲来。
天完全暗下来了，房梁上15瓦灯泡散发的昏黄灯光，映照着一家人的忧虑面色。我不时地跑到门外张望，又不时地贴着门缝，去听有没有父亲回来的脚步声。
焦急等待中，时光像是冰冻一样凝固起来。从门缝里吹进来的雪花，在门槛边的泥地上，已积起了一层白花花的雪。“咔嚓，咔嚓。”我终于听到了门外雪地里的脚步声，打开大门一看，只见从头到脚、满身雪白的父亲挑着担子来到家门口。他跺了几下脚，还是没有完全抖落掉身上的雪花，我忙拽着箩担，把父亲迎进家里。
父亲放下担子，如释重负、略带欣慰地说道：“年糕米调换来了。”听到父亲的话语，看到他被冻得发紫的脸和箩担年糕米上落满的一层厚厚雪花，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饭桌上，父亲讲述了这天调换年糕米的经过。早上迈出家门，他在雪地里艰难行进，过夏盖山，到禹峰勾油桥、孟沿江、磨胆里、陈家花园，一路到小越冯家山，挨家挨户上门去调换米。因为都不宽裕，很少有人家愿意用粳米来调换罗汉豆。所以，兜兜转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跑了一整天，调换回了五六十斤年糕米。回来路上遇到大雪，踉踉跄跄更加难走，到家就更晚了。
那年，我9岁。后来，每当在书中读到“风雪夜归人”这句话，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天晚上父亲顶风冒雪、挑着年糕米回家的情景，眼睛随之湿润模糊起来。